，只留一盏昏黄的落地灯，空气里弥漫着古龙水和某种说不出的甜腻气味。他坐在沙发上，翘着腿，用那种打量商品的目光将她从头扫到尾，然后推过来一份合同。

“签了它，下一部我的戏，女一号就是你的。”

那时她才十九岁，在话剧里也已经成为了一个小有名望的女角，也接触了一些小电影和迷你剧，她以为演技和她的美貌是璀璨星途的通行证，这个行业虽然有黑暗，但只要她足够出类拔萃，就能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。她看着那份合同，又看着冯斯特脸上那种仿佛吃定了她的笑容，一股本能的厌恶从胃里翻涌上来。

“抱歉，冯斯特先生，”她的声音还在发抖，却努力保持着平稳：“我想靠自己的实力。”冯斯特的笑容没有变，只是眼神冷了几分。“靠实力？”他重复了一遍，像是听到了什么好笑的笑话，“韦尔小姐，你知道这个圈子里，有实力的人有多少吗？你凭什么觉得你能出头？”

她没有回答，只是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。门在身后关上的那一刻，她的腿软得几乎站不住，但她知道自己做对了。代价来得比她想象的更快，原本已经谈好的几个小角色，像是约好了一样，一个个没了下文。经纪人打电话来时，语气从最初的安慰变成了无奈，最后变成了冷淡：“阿尔托，你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？”

不久后，团队放弃了她，她像一颗被踢出轨道的行星，在娱乐圈的边缘地带孤独地漂流。她跑过无数个龙套，有时候是三级片里街边的一具尸体，有时候是在镜头前一晃而过的路人甲。她凌晨四点起床，坐两个小时的公交赶到片场，在寒风里等上七八个小时，只为了那几秒钟的镜头和微薄的酬劳，若不是还有菲妮借她钱，她连燃气费都交不起了。

慕尼黑的寒冬竟然那么长——长到她看着那些不如她的人——台词功底差的、形体不过关的、甚至连基本走位都不会的——一个个爬了上去，拿到她连试镜机会都没有的角色——这个行业竟然可以让一个人因为拒绝潜规则，而被彻底埋葬。一把钝刀日复一日地在她心上来回割锯，起初，她告诉自己，这只是暂时的，只要她足够努力，总有一天会被再一次看见。

可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希望像指间的沙，越攥越紧，流失得越快。她是一粒被遗忘在角落里的尘埃，轻飘飘的，连风都不屑于吹动她。她开始睡不着觉，每到深夜，当整座城市陷入沉睡，她睁着眼睛盯着天花板，脑海里反复回放着那个酒店套房的画面，还有他那句轻飘飘的“你凭什么觉得你能出头”。

凭什么？她凭什么不能？

她科班出身，台词功底扎实，形体优秀，对角色的理解力和她合作过的人都称赞过。她凭什么要被一个只会用权势压人的老男人踩在脚下？凭什么她要为了一次拒绝，付出这样的代价？她受不了了。愤怒像野草一样在心里疯长，缠绕着她的心脏，勒得她喘不过气来。她要让他知道，人类想轻而易举碾死一只蚂蚁，可蚂蚁也是会咬人的。

她开始像个鬼影一样，四处打探冯斯特的行踪。这并不容易，冯斯特身边的安保虽然算不上铜墙铁壁，但也不是她一个身无分文的龙套演员能轻易接近的。但她有的是时间，有的是耐心，她在冯斯特常去的几个场所附近徘徊，记住每一辆进出的车辆，每一个出入的面孔，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地记录着他的活动规律。

整整四个月过去，冯斯特参加了一场圈内的私人宴会，地点在一家不对外公开的高档会所。阿尔托提前两个小时就到了，躲在街对面的阴影里，怀里抱着一个沉甸甸的塑料桶，是她在五金店买的最便宜的那种颜色刺目的臭烘烘的红油漆

她不是没有想过后果，但她不在乎。被封杀？她已经被封杀了。被告上法庭？她一无所有，拿什么赔？十一点四十七分，慕尼黑八月的深夜也凉飕飕的，可她却像是一团火燃了起来，感觉不到丝毫的冷意。会所的门开了，冯斯特走了出来，微醺的脚步有些虚浮，身边跟着两个同样西装革履的男人，他穿着深色的定制西装，头发梳得一丝不苟，那张保养得当的脸上带着酒足饭饱后的餍足。

他看起来那么得意，那么高高在上。仿佛两年前那件事不过是他漫长人生中一个微不足道的插曲，他甚至可能已经不记得她的名字，不记得她的脸，不记得他试图买断一个女孩的尊严和未来。阿尔托肌肉绷紧起来，像猎豹一样从阴影里冲了出去，“冯斯特！”她大喊他的名字，冯斯特闻声转头，还没看清来人是谁，一桶猩红的油漆已经劈头盖脸地浇了下来。浓稠的的红色液体从他的头顶倾泻而下，顺着他的脸、他的脖子、他那件价值不菲的定制西装蜿蜒流淌。

他整个人像一尊被血祭的雕塑，僵硬地站在那里，脸上的表情从茫然变成震惊，最后变成一种死寂的空白，周围响起此起彼伏的尖叫声。那两个西装革履的男人下意识地后退了几步，随即有人冲上来试图按住她。她看着冯斯特那张仿佛死了一样的脸，看着红色的油漆在他脸上勾勒出滑稽而可怖的纹路，胸腔里积压了五年的东西，终于找到了出口，她放声大笑。笑声在夜空中回荡，尖锐而肆意，像一